最近看了两本关于大数据的书,一本是《大数据时代》,这本书除了丰富的案例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是提出了: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另一本书是《大数据》,这本书就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了,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政府的数据公开或是开放性政府的,撇开标题的问题,其实也还是有可观之处的。
这书有些标题党,其实只是作者招待“沙发客”的往来和一些聊天的记录,琐碎但还算有点趣味。
加拿大教师在北京旅游的时候,还跟我发短信抒发感慨,说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看见纪念堂卖花给参观的人,这是“把社会主义的老祖宗都资本主义化了”。后来,我请他描述一下来中国旅游后的总印象,只用一个词。过了会儿短信回过来了:“噪音”。
瑞典的高福利并没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而是为了保证个人主义。高福利就是为了保证个人可以向集体说‘不’,你可以向政府和公司说‘不’,子女可以向父母说‘不’,父母可以向子女‘不’。”
“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资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 这难道不是现实的写照吗?
再附上一些其他的摘录:
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是记录白岩松新闻工作的《一个人与这个时代》,另一本是柴静自述的《看见》。前一本书虽然提到“个人”, 实际上更多的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而后一本书则更多的把视角放在历史事件后面的芸芸众生上。
在宏大的的历史叙事与小人物的命运之间,你更关心谁呢?
看看这段:
“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能不能弄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强拆,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明天发生的事情是城管打人,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挑战,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城管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你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
另外一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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