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失落–《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简介:作者孙隆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现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未断奶的民族》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探讨的正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识,也是其中一斑…

与其他文化批判不同的是,书中更多的在昭示“个人与其原生文化的疏离”,“以一个‘个人’的身份,毋须借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

关于研究方法上,首先于认知论上确认如下的信念:“‘‘现象’本身就是由认知异乡的‘组成力’与客观世界的某些面向之间相互形成的一种东西”,“所谓的‘必然性’与‘本质性’,是相对于认知意向而言的”,故而,“某一套社会科学理论,确实能够‘看到’其他社会学说‘看不到’的现象,但同时他却不可能‘看到’有其他角度才‘看得到’的现象”。同时提出了几个基本的概念,如“良知系统”—文化对本能的加工,和“深层结构”—某文化特有的文化行为(并以该文化特有的脉络相互关联)等。

在作者看来:
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因此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超越与不断进步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静态的“目的”意向性,维持整个结构的平稳与不变,(超稳定体系,动—>乱)
日本,有类似以色列“选民”观念的“神国”心态,故而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

关于人的定义:
存在主义者: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烁的角色做内省式的再考虑时,它的存在才开始浮现。
中国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中总和。(不认为在所有具体的人际关系之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
在中国文化中,孤零零的“个人”—亦即是不受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体—认为是“不道德的主体”,由于“个人”的缺失,而有着“身体化”和“儿童化”的特征

所谓“身的文化”,意即“没有个体灵魂的设计,将个人只当成是没有精神性的肉体”。中国人的“个体”精神状态,必须在别人“身上”才能完成(“仁者,人也”)。也因此有所谓的“人情”社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情的磁力场的作用:或为“人情债”–处处以对方为重的作为以便将来求助于人,或者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做好人”,“吃亏”等),或是“精神上的自我完成”(社群–),以及“自我压缩”(“乖”或者“听话”–社会群众的赞许)等种种表现。

同时身体化的存在(意向),亦使得整个生活的一项都导向满足“身”的需要,例如,传统的“亲民”口号:“有口饭吃”,“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等等。身体化的倾向,也是顺民心态的基础,“只要‘有一口饭吃’,中国老百姓就不会造反;只要上面保障下面‘皆有所养’,下面就不会因为‘人格平等’这类‘灵魂化’的需求为自己争取‘人权’”。

关于儿童化的倾向:在自己身体化的需要得到别人“有心”的照顾之时,就会向对方“交心”,在面对权威时,这个“二人”关系就会演化为“听话”于对方。因此,才会出现在“亲民”式专制主义下老百姓被“子民化”的现象。故而,与西方的道德不同,中国人的道德更多的是所谓的“社会道德”,而不是寻求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持。中国人的“身”是必须由“心”去照顾的,能照顾人“身”者,就可以“得人心”。因此在中国人的文化行为里,屈服人的最佳办法就是“攻心为上”,而其捷径则为“身”,亦即“仁者无敌”。换言之,中国人的“良知”是可以用“人情”去颠覆的东西中国人的理性思考与道德判断都被感情化。“所谓的思想工作,就是人情攻势”。儿童化的倾向亦导致“被动性的人格”,其“控制”世界的方式,也易滋生“自恋狂”的幻想,亦即是希冀自己不用驱动一个手指头,一个理想化的对象就会主动地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总而言之,与新教文化的“个体化”(一个人的价值来之“个人发展”,亦即是将自我变成自己最佳的创造品–这个成就包括身体方面,才能方面,见识方面,尤其是在人格的完整性方面)不同,“中国人的‘个体’从未诞生下来,而是永恒的处于温暖的母胎中,因此‘个体’也不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与自觉性,自然更说不上‘个人’的自我扩张,自我展开与自我完成。”

这种个体的缺失,导致的人我界限不明显,“将别人的发展当作是自己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同时亦使得“中国人的公与私,就不是一个自我组织的人格中由本人决定的两个截然分判的领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与集权主义体制之间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一方面由政府主张搞“无私”,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在哪里,对别人的轻视与侮辱虽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涸泽而渔的态度。

关于“文革”,以作者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为开刀对象的–它将‘对抗’的方式制度化,以便革掉中国人’和合‘的习性;他想用‘造反有理’的态度,去革除掉中国人的等级思想和‘听话’态度。”

另外,书中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述,倒也可以看出作者与钱穆的精英政治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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