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辩论:关于15个社会热点问题的激辩 (布鲁斯·N·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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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最近看的比较推荐的一本书了,在一个文化、价值多元的时代,如何去理解各种不同的观念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也是这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当然个人感觉更多的兴趣是在后面谈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正反方面的观点的解读。

附上一些摘录:

互联网不仅没有促进更好的理解,反而使得那些持极端观点的人更容易找到知己、进行内部讨论,并且永远不想听到令人沮丧或不同的声音。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扭曲的看法得以传播、重复、鼓吹并被最终认定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观点越极端,就越有可能迎合受众并最终俘获一些追随者。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会被忠实的信奉者驱逐出去。极端和严重扭曲的观点甚嚣尘上,睿智的讨论消失了。

稻草人谬误指的是曲解、夸大或歪曲论点或立场,以便让它们更易受到攻击。

妥协的立场也许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仅凭它是温和的,就这样认为。真理不会永远只是折中之道。

心理利己主义者已经有答案了:所有这些人真的只是追求他们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他们在帮助或拯救他人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心理利己主义者的这一答案面临的问题是,它太简单了。它改变了自私的意义,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界定为无私的行为。

如果心理利己主义者坚持认为,根据自私的一个特殊定义,为了实现自我的满足是一种自私行为,那么对于这一断言最有效的挑战则是以下这个问题:你们(心理利己主义者)将如何界定真正无私的行为呢?

所以,如果心理利己主义者宣称,“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是一个关于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真实断言(不是因为自私的特殊定义而成立的断言),那么心理利己主义者必须说出其反例是什么,即真正无私的行为是什么。心理利己主义者重新定义自私的方式使得他们关于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这一说法永远都是对的,这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实际意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多方面是错误的,但我们在此只列举其中一些:首先,达尔文主义并不代表“进步”,而仅仅是对环境的成功适应;其次,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最大可能程度的基因多样性是物种生存的最佳机会。当环境变化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明显劣势可能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优势。例如,试想一下某个身体脆弱但有数学天才的人不太适应加州边境的生活,但却很适应硅谷的生活;某些天生具有致命瘟疫抗体的人,比目前最健康和最强壮的人更能适应且更适合繁衍人类;再次,对于一个社会物种,尤其是生活在21世纪人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物种而言,一个人的合作能力要比个人的竞争力更有价值。

与社会学的相对主义相比,通常所称的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一个很有实质性和争议性的关于伦理的主张:所有的价值观在文化上都是相对的,正确的行为永远是被其所属的文化认可的行为。

伟大的道德指南中有一个是由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正式确立的。他提出的原则如下:永远按照你认为可以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也就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来行事,你的行为可以确立为每个人都会遵守的普遍规律。

尽管康德正式陈述了这个原则——永远按照你认为可以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但它其实很普通,而且已经有了多种表述方式:有时它被称为“黄金法则”——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如果用否定的方式来表述,它被称为“白银规则”。正如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以一种有趣的形式阐述了这一白银规则:“如果你会因为某件事而责备他人,那么你也要避免做这件事。”这一版本强调了这一规则要求我们应当做到公正的超然: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想想你正在思考的这一行为会如何揭穿你的面目。如果你看见有人在对他人做出这一举动,你会责备此人吗?如果会,那你自己也不应这样做。著名的犹太教师席勒尔对这一白银规则的阐述最令人难忘。当被要求总结犹太律法的全部教义时,他回答道:“那些对你来说可憎的事情,切勿施加于你身边的人。这就是犹太律法的全部,其余的都是为了解释,去学习吧!”

在伦理上,情感很重要;但正如乔纳森·本内特所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感情用事”。情感应该被仔细审查,而且如果它们能经得起这种审查,说明它们就是值得的。但是,原则也可能大错特错(例如,女巫应该被处死,逃奴应该被逮捕等原则)。理性思考也许能揭露这些原则中的漏洞,但是不良的情绪反应很可能为认真分析我们所秉承的原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诱因。找到情感和原则之间的平衡点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在伦理学中会很容易,对吗?

的确,方便的时候我会撒谎,但我真的不是骗子;的确,我有时会欺骗我的恋人,但我真的不是一个不忠之人;的确,我有时对他人相当吝啬,但在心底我真的非常慷慨。”这就等同于在说“我从来不跑步,但实际上我是个出色的马拉松选手”。你做了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行为方式说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装假是自欺欺人,是为了隐瞒你的其他缺点。因此,当你考虑某一行为时,问问自己:我真的想成为这种人吗?当我认真反思和剖析自己时,我会真正认可这样的自己吗?

美德理论通常是针对个人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我应不应该实施某种行为,而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美德理论可以扩展,用来处理更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有关的问题。对于我们正在考虑的任何政策或项目,我们可以问:我们真正尊重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

当我们有价值分歧时,价值观多元化提醒我们,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可能实际上分享了我们的许多价值观,尽管他们的排序有所不同。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一些愿望是好的,另一些愿望是不好的。不同之处在于哪些愿望应该满足,而不是哪些愿望我们恰好拥有。记住这一点,也就要记住当我们摇旗呐喊时,共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只要有人提出了改革方案,这种观点就会涌现:我们的选举程序从未允许女性投票,我们应该谨慎地推进,在改变这一备受重视的政策时不能太激进,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反对允许女性入选陪审团和废除奴隶制度的声音中。如果这个观点被认真对待了,那些声称改变我们目前的做法潜藏着危险的人,必须说清楚这些危险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可能会发生。当然一些人会坚称可怕的后果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但说这一观点如同在原地转圈。

剥夺自己的道德思考和道德地位,不能被视为一种美德。

作为一个自主的、有道德的人,如果你支持祖国,那一定是因为通过你自己的道德思考,你判定你的祖国正在追求道德上合理的目标。

你有特殊义务要确保你的祖国在做正确的事吗?有,毕竟你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交税支持国家,你在促进国家的行为,无论它是对还是错。因此,这种温和形式的爱国主义认为你对祖国和同胞有特殊的义务,尤其是防止国家实施道德败坏之举的义务。但是,当它宣扬糟糕的政策并实施不公正的行为时,你就没有义务支持它了。这种温和形式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它是强制性的吗? 作为一种道德观,极端爱国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根本问题在于温和的爱国主义是否比世界主义观点(我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公民”,不仅对他人有义务,对我们秉承的道德原则也有义务,但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特殊的义务)更可取。世界主义观点的最佳表述是由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提出的。这位西班牙哲学家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在我看来,拥有一个被地理位置控制的灵魂似乎是一个可怕的耻辱。”依据世界主义的观点,我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我碰巧出生在西班牙、美国、巴基斯坦或澳大利亚。

如果我们假定对国家有一种互惠义务,问题依旧是义务涉及的内容。或许它要求遵守该国的法律(只要法律本身在伦理上不是错误的,例如《逃亡奴隶法》)和支付应缴的税款。但它是否要求更多,例如对国家的特殊忠诚呢?你出生在加拿大就是加拿大公民,受到加拿大司法体系的保护,获得加拿大优越的全民医疗体系中的医疗保健,在完善的公立学校和出色的加拿大公立大学接受教育。你正在考虑是留在加拿大,还是移民去法国,申请成为法国公民。在离开加拿大去法国度过余生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吗?你会辜负了养育你的祖国吗?

赞成温和的爱国主义的一个特别有趣的理由是基于国家在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即使我们经常反对国家政策,我们身份的一部分仍是该国的公民。我们想成为某些能实现重大目标的更大实体的一部分:修建一条横跨大洲的铁路或把人送上月球。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超越近期目标和现实跨度的身份。我个人自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许包括在一项宏大的事业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击败纳粹、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并且推翻一个专制政府。当然,不是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爱国主义;加入各种正在进行的联合行动也是可能的。那些长期致力于人权斗争的人肯定觉得自己是一项宏大、漫长和有价值的事业的一部分。

但是,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甚至当你要承认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瑕疵的时候——是许多人赋予他们的生命和努力更大意义和重要性的一种方式。我们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国家的存在时间往往超越单个公民的寿命,作为一个公民,在维持和改善这个国家的努力中,我们短暂的生命也许会有更伟大、更长久的意义。献身祖国是实现这一壮举的重要方式,并且这种认同将鼓励为了实现不同的目标互相牺牲是必要的这种想法。忠于更大的群体——不限于国家或民族国家,但肯定都包括它们——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种纽带,而这种纽带是丰富和令人满意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元素。

反对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的根本理由是,爱国主义是随意的(反对极端爱国主义,但甚至也反对更加谦逊和温和的爱国主义)。作为道德主体和道德行为体,一个人碰巧出生在布鲁克林或马德里,喀布尔或孟买,埃及的开罗或伊利诺伊州的开罗,本来无关紧要。在我们关心他人和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们的出身肯定是一个无关的考虑因素。

针对这种随意性的论调,一些人声称,这种普遍的包容性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但它是人类无法实现的一种理想。鉴于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质和社会关系的现实,我们最想要帮助的首先是我们的家人,接着是我们的邻居,然后才是那些与我们有共同联系的人(例如同胞)。抽象的关心“全人类”是一种更加适合天使而不是人类的理想。

爱国者有时将战时对国家和领导人的批评看作是“向敌人施以援手和安慰”。的确,美国国内的批评家——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经常被称为卖国贼。没有对一个国家及其政策的认真分析和批评,这个国家是不会面对和纠正其缺点的。很明显,盲目效忠是极端爱国主义的一个要素,但即使是温和的爱国主义也不能营造出认真检讨的氛围。 第三个针对爱国主义的批评是,它很容易滑向军国主义和攻击外群。

政客们知道,若要转移公民对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导致的问题)的关注,一种方式是树立一个有威胁的敌人:任何挑战我们政策的人肯定是为敌人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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