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组织的不是太好，感觉略显拖沓，但是提到的一些观点还是蛮有启发性的，附上一些摘录：
人类大脑的进化是为了创造确定性和秩序。了解到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人感到不安。我们意识到运气的存在，但抗拒竭尽全力而得不到满意结果的想法。我们喜欢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有秩序的地方，一个随机性没有肆虐成灾，可以预见所有结果的地方。进化赋予了我们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混乱中创造秩序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一直以来，寻求确定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它却可能会对我们的决策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我们从结果入手反向调查事件原因时，很容易掉进各种认知的陷阱，比如将事物的任何相关性都认为是因果关系，或者采用单方论证来确认我们偏爱的做法。我们倾向于将方钉强行楔入圆孔，以维持我们认为结果与决策之间有着紧密关系的幻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决策，无论是关于商业、储蓄、消费、健康、生活方式、养育子女，还是人际关系的决策，都相当符合冯·诺依曼对“真正的博弈”的定义。它们涉及不确定性、风险和偶尔的欺诈，这些都是扑克游戏的主要元素。如果我们把现实生活决定当作象棋中的决定，麻烦就会随之而来。
象棋中没有隐藏的信息，可依靠的运气成分也是微乎其微。所有棋子及其变化都显现在棋盘上，双方棋手可一目了然。棋子不会随机出现或从棋盘上消失，也不会被偶然地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掷骰子之后，如果点数对你不利，你的“象”也不会从棋盘上被取下。你在象棋中的失败一定是因为没有采取或没有想到更好的走法。理论上你可以回顾走过的每一步并弄清楚你犯的错误。
优秀的扑克玩家和英明的决策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是无常的和不可预知的。他们清楚，自己几乎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某件事情将会如何发生。他们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并试图弄清这种不确定的程度，而不是专注于如何才能确定。他们根据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来做出最佳判断。这些判断的准确性将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信息，以及他们是否具有丰富的判断经验。这是所有对赌的基本要素之一。
当我们以发生概率为依据做出决定却得出相反的结果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错误的，仅仅说明在一系列可预期的未来中发生了不可控制的意外。
当我们概率性地思考问题时，就不太可能单纯地将不好的结果归咎于决策失误，因为我们明白，好的决策也可能受运气和/或信息不完整（以及样本量为一）的影响而产生坏的结果。
在做大部分决策时，我们并不是在与另一个人对赌。确切地说，我们是在与所有我们放弃选择的各种预期版本的自我进行对赌。
与很多非理性行为一样，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向效率而非准确性进化的推动。抽象信念的形成（即直接经验之外的、通过语言传达获知的信念）可能是少数人独有的事物之一，在人类进化的时间范围内它的出现相对较晚。在语言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只能通过对他们周围物质世界的直接经历来形成新的信念。对于来自直接感官体验的感性信念，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的感官没有说谎。毕竟，眼见为实。
记住我们形成抽象信念的顺序： （1）我们听到一个说法； （2）我们相信它是真的； （3）后来，仅仅是偶尔，在我们有时间或意向的时候才会对它加以思考并加以验证，以确定其真实性。 “赌一把”的挑战引发了我们较少进行的第三个步骤。被问及我们是否愿意在自己的信念上押注会使我们更有可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已知信息，让我们能以更加坦诚的态度来审视我们对信念的确信程度，并使我们更加乐于对信念进行更新和调整。我们的思维越客观，我们的信念就会变得越准确。
动机性推理和自利性偏差是深深扎根于我们大脑运作方式的两种思维习惯。我们在确认性思维的形成上投入巨大，而且总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陷入这些偏见的陷阱中。确认性思维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改变，而且当我们试图改变它时会发现，它也很难实现自我强化。通过对赌思维来奖励自己是一种办法，但如果有他人来负责对我们进行奖励就更好了。
尽管互联网和多媒体新闻的广度让我们可以无限度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于我们进行自我封闭的机会，使我们只会从与我们信念一致的来源去获取信息。我们甚至经常会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入回声室，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热衷于自己的信念以至于它们听起来总是合情合理且正确无误。在政治话语中，每个人，甚至是那些熟悉群体思维的人都会断言：“我在一个理性的群体中交流思想并慎重地思考问题。然而，我们的对手却活在一个回声室里。”
这种我们都不得不以牺牲未来自我为代价来满足当前自我的倾向被称为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
我们宁愿非理性地得到大打折扣的立即奖励也不愿意等待一段时间来获得更大的延时奖励。
每一个10-10-10的过程都会以一个问题开始……”“我的每一次选择在10分钟/10个月/10年内分别得到了什么结果？”这一系列问题触发了提示责任性对话（同样受到了求真决策团体的支持）的心理时间旅行。以韦尔奇的工具为参照，我们可以在过去的框架中提出问题：“如果我在10分钟/10个月/10年前做出这个决策，现在的我会有什么感受？”无论选择哪一种框架，我们都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包括可能已经感到后悔的类似决定）来回答问题，运用了一些控制执行功能的反应较小的脑神经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