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基本上算是一些时评类文章的合集，感觉选取的内容还是有点杂，有几篇多多少少有些“官方”的色彩，综合起来给个三星吧。

下面附上一些摘记：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之内运转良好，但是，首先，它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诸如学校——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其次，它们还需要来自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例如设计良好的金融规则和国家对穷人的援助——以防止不稳定、不公正和不正义。

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这诸种尺度中又以财富为核心，因为财富逐渐成了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先前主要是一个人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从风险的层次上来讲，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风险的集团化，即从个体风险发展到了系统风险或者社会风险。

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风险分配制度——现代保险制度，其本质就是通过货币和市场化将个体风险变成系统风险，从而部分解决了市场经济下的个体风险问题。国有经济制度，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分配制度。

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福利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化了医疗、住房和高等教育，但对于部分公务员的福利却维持了原有分配原则，这种政策的实际结果就是治理者构筑城堡，将风险从国家工作人员转移到城堡外的社会群体。

儒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在现实当中起到了很多的实际作用，只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家庭的结构、亲情的结构仍然是中国社会极为关键的一点，没有这一点，中国经济改革可能早就在两极分化上出了大问题。

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商业公司相差无几，这不仅弱化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而且为利益集团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既然经济和税收增长是第一位的，那么，资本就容易得到额外的照顾，政府和资本的结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实际上，革命道德需要的个人，并不是单独的、理性的个人，而是在人群中的个人。国家诱使个人从家庭出走，但绝非让他们更加独立、更为强大，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广场。

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地方政府之所以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竞赛，与财政分权体制和人事考核体制的变化有关。一方面，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体制，超收多留；另一方面，人事体制中的考核也侧重经济增长的指标，GDP的增长速度与地方官员的晋升发生了更为直接的关联。这都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改革30年间，地方政府就像一些巨大的地区总公司，

在“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服务”的目标之下，市场是“失灵”的；而在“政治任务”的名义之下，即使是市场和非政府力量也要为其让路，并为其服务。将经济增长“政治化”正是地方政府提高运作效率的不二法门。

效率并不一定是衡量好政府坏政府的首要标准。政府应该有效率，但有效率的政府不一定是个好政府。政府应该首先追求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高效率对此并无多大的帮助。

政府与公司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司的目标简单明确而且易于测量，就是盈利最大化。但是政府的目标却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应该关注“增长是谁的增长”，谁会在增长中受益，

政府与公司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司的目标简单明确而且易于测量，就是盈利最大化。但是政府的目标却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应该关注“增长是谁的增长”，谁会在增长中受益，谁会在增长中受损。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上访人次和群体性事件，更加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状况。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些公共收入如何被用于公共目的，如何公平地覆盖了地区内的大部分民众。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修了多少路、盖了多少学校、医院，更加应该关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政府面对的挑战在于，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测量、难以检查评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当作“政绩”、难以作为政府的短期目标的事情。

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显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寡头所依赖的权力的靠山。

情感的阶层化是低层阶段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建构的是阶层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文化试图告诉人们这种差异形成的巨大鸿沟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文凭、工作以及户口来逾越的。

如果说，工业社会是靠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阶级关系，暗含着生产资料的剥削关系；那么在消费社会中，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剥夺是用文化来对身体和情感进行剥夺，情感由财富和消费来定价。“剩女”和“丝”的隐喻最好地揭示出阶层身份的本质——没有财富的身体和情感面对的将是不断被累积起来的心灵的失败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