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确实没必要，这点我下面还要谈，但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会挤出穷人，不是用刀用枪，不是横行霸道，而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市场机制：价格。请不要误解，我完全没有反市场或者反对用价格分配资源的倾向，我只是在说，贫富差距正在用各种方式形成张力，其中就体现在价格上。这件事情的危害在于，当人们对这些张力无法容忍的时候，他们会去反对他们最直接能看到的东西：价格。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对石油公司的利润，或者更广义的国企的利润，中国也一样需要一个宏观的解决方案。具体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很复杂，但方向应该很清楚：国企的利润应该给全国人民提供福利而不是只给国企自己提供福利。
对工资征税的负担究竟由雇主还是雇员来承担，非常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其特点是，如果你愿意支付市场的工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你可以雇到很多很多的工人。但市场的工资水平整体上就是农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因此，如果你稍微降一点工资，立刻就会招来“民工荒”。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很大，将税收转嫁给工人是很难的。因为，工资稍微低一点，农民工就不干了，他们可以回家或者去别的地方，没必要接受低于底线的工资。请注意，这里税收负担很难转移给农民工，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地位高，谈判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地位太低，谈判能力太弱，所有能够榨的油水已经被榨走了，因此，增加新的税，也不能再增到他们头上。 但对于收入相对较好的白领阶层则不是如此。这个阶层的收入是存在空间的，不是说收入高一点低一点就会影响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决定。而且，白领换起工作来也更困难一点。对这样一个人群，用术语说就是供给弹性较小，税收的负担反而会相对多地由他们承担。
讨论税负高不高，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
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不论中国的有多低，或者国外的有多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增值税当然不是没有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其再分配的功能弱。因为不管穷人富人，最后面对的都是一样的商品价格，因此支付的也是一样的税率。在这个意义上，增值税的税率对所有收入的人都是水平的，而不是累进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税负也越重。
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可能反而不缴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用体现为工资。这意味着中国法定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虽然是累进的，但实际执行的税率极有可能是先累进后累退的，从中产到高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很有可能是越来越低。与这种情况相比，增值税的税率虽然是水平的，但增值税反而是一个更有效的再分配税种。毕竟高收入人群的花费也大，花费越多，缴的税也越多，这比起收入越高的人反而越不用缴个税是一个进步。
市场即便是完美的，其分配的结果却未必是完美的，特别是对于土地这样一种没有人能创造，但是所有人都有需求的资产。
房价问题看似是个价格问题，其中包含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分配问题。完全通过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未必能得到理想的分配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如果通过扭曲价格来实现住房分配，分配的结果可能会更差。这些结论都自然地指向了一点：过度关注房价，而不关注分配的调控政策可能会得到与初衷不符的结果。
中国的房价问题，要远比这里描述的情况复杂多了，这里要说的完全涵盖不了高房价背后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骨子里，房价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500年前，每个人都要种地，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地的；500年后，每个人都要有房住，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下来没有房子或地，就等于一生下来就背了一笔债，欠那些有房子有地的人的债，而且这笔债还是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的。
在很大程度上，房价就像是一个累退税：收入越低的人，面临的平均税率反而越高。这件事情未必影响效率，但是恐怕很难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公正和公平。
在对于这些政策激烈的辩论背后，一个往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事情是：这些政策是在大范围的重新分配利益，不去讨论不同的群体如何会受到影响，而只是简单的关注房价，这在笔者看来是完全错过了最应该辩论的地方。
这种喜欢出口、不喜欢进口，喜欢赚别人钱、不想别人赚我们钱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问题。自由贸易，在本质上是互利的。因此，任何试图多赚别人钱、不让别人赚钱的政策，也就是重商主义的政策，都不可取。
在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人群分化愈发严重的今天，民粹主义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和 Raghuram Rajan 描述的美国的情形有点类似：既然短期改变不了人群分化的现状，那就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让人少抱怨一点。抱怨房价，我就去打压房价；抱怨菜价，我就去巡查菜价；抱怨油价，我就补贴炼油厂然后少提价；很多人抱怨工资涨得慢，我就把工资涨幅写进计划里；有车的抱怨堵车，我就让没车的别买车；城里人觉得拥挤，我就想办法控制外地人进城。这些政策，有些也许是必要的，但更多的则只是引进新的扭曲，不少是牺牲一部分沉默的人而让另一部分抱怨得响的人得益。 这些很有民粹主义味道的政策，也许可以算是对过去政策的反思，但却很难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改进。中国需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世界上因为民粹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决不比因为裙带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更罕见。
虽然什么是“中国模式”仍然需要定义，笔者也会在未来的专栏里详细讨论，但不应该否认的是：中国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中国的经验值得总结。但在总结中国经验的时候，一个需要避免的倾向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成功，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对的，所以别人说的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