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集》

tuibuji

后面具体谈影像的内容有点不太能读进去,还是偏爱前面的艺术史,时政与城市建筑相关的内容。

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英国人约翰·伯格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想出很多法子来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宗教意识,但他认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还根本,还有效。

国画革命的问题不在革命,而在割断历史。没有一种绘画如中国古典山水画那样追究历史,我们的先师甚至不是画家,而是深味历史的人,他们直接在纸面上陈述“历史”,将历史置于他们的“现在时”。

要之,在现代中国,“批评”是“权力”与“正确”的代名词;“自我批评”则是“检讨”与“认输”的代名词。通俗地说,由“批评”一方使用,即“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由“自我批评”的一方使用,即“你是对的,我是错的”。 最微妙的一层是:如果权力一方主动“自我批评”,意即“我错了,但我作了自我批评,因此我仍然正确”。 美国流行的“政治上正确”,倒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神似。只是中美两国文化渊源政治制度不同,在“权力”与“正确”面前,两国国民采取的态度与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国,“批评与自我批评”长期扭曲批评,封锁批评:在提倡这句话的漫长年代,正是中国在任何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批评、没有批评的年代。

深一层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儒文化的转世投胎。一面,儒文化从来代表“权力”与“正确”;另一面,儒文化主张“仁”、主张“和为贵”、主张“中庸之道”。儒文化将家事与国事等同,落实为人际关系,国事家事出了问题,儒文化主张给你面子,给你转圜的余地,给你表态的机会,相对于西方古典极权,儒文化比较阴柔而智慧、巧妙而堂皇。中国人精擅自嘲、自责、自贬,都是人际关系的护身法。圣主犯了错,则给臣民下“罪己诏”。到了20世纪,这一切乃“古为今用”,翻译成漂亮的现代语,即“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忽然明白:中国现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中国当今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

在中国至今很忌讳谈政治这件事情,在西方,每个人都很政治。所谓政治,在中国意味着参政、当官,在西方,其实就是有权利表达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明白自己的位置与边界,我不可以干涉别人,别人不可以干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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