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具体谈影像的内容有点不太能读进去，还是偏爱前面的艺术史，时政与城市建筑相关的内容。

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英国人约翰·伯格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想出很多法子来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宗教意识，但他认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还根本，还有效。

国画革命的问题不在革命，而在割断历史。没有一种绘画如中国古典山水画那样追究历史，我们的先师甚至不是画家，而是深味历史的人，他们直接在纸面上陈述“历史”，将历史置于他们的“现在时”。

要之，在现代中国，“批评”是“权力”与“正确”的代名词；“自我批评”则是“检讨”与“认输”的代名词。通俗地说，由“批评”一方使用，即“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由“自我批评”的一方使用，即“你是对的，我是错的”。 最微妙的一层是：如果权力一方主动“自我批评”，意即“我错了，但我作了自我批评，因此我仍然正确”。 美国流行的“政治上正确”，倒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神似。只是中美两国文化渊源政治制度不同，在“权力”与“正确”面前，两国国民采取的态度与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国，“批评与自我批评”长期扭曲批评，封锁批评：在提倡这句话的漫长年代，正是中国在任何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批评、没有批评的年代。

深一层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儒文化的转世投胎。一面，儒文化从来代表“权力”与“正确”；另一面，儒文化主张“仁”、主张“和为贵”、主张“中庸之道”。儒文化将家事与国事等同，落实为人际关系，国事家事出了问题，儒文化主张给你面子，给你转圜的余地，给你表态的机会，相对于西方古典极权，儒文化比较阴柔而智慧、巧妙而堂皇。中国人精擅自嘲、自责、自贬，都是人际关系的护身法。圣主犯了错，则给臣民下“罪己诏”。到了20世纪，这一切乃“古为今用”，翻译成漂亮的现代语，即“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忽然明白：中国现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中国当今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

在中国至今很忌讳谈政治这件事情，在西方，每个人都很政治。所谓政治，在中国意味着参政、当官，在西方，其实就是有权利表达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明白自己的位置与边界，我不可以干涉别人，别人不可以干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