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行为学2 – 非理性的积极力量》

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

《怪诞行为学2 – 非理性的积极力量》

总而言之,金钱对人的激励可能成为双刃剑。需要认知能力的工作,业绩与较低或中等数额的奖金挂钩会起作用。如果奖金金额太高,会使人过度关注奖励,从而分散他们的精力,造成压力,到头来反而可能降低他们的业绩。

我确实认为亚尔克斯和多德森最初提出的倒U型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影响表现结果的还有其他力量。这包括任务的特质(任务的难易程度),人类的个体特点(最终结果在个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他是否容易紧张),还有相关人对该任务经验的特点(他在该任务上有多少经验,或者他得心应手的程度)。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我们有两个发现:一个是激励人的最佳机制非常难以建立,另一个是加强激励并不一定导致最佳的成绩和表现。

一大笔钱很可能使你尽力延长工作时间(高额报酬对简单机械工作的作用非常大),但不大可能提高创造力。实际上,这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金钱激励对于头脑创造力所起的作用不是单一的和不变的。我们多大程度上——特别是在巨大压力之下竭力争取最好成绩的状态——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思维活动,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在劳动生产领域,人类的积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地推断成“干活挣工资”这样的交换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动意义对工作的影响,或者更重要的是,完全去掉劳动的意义对工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力量比我们通常预料的要大得多。

我们把工作分解成较小的部分,可以创造局部效率;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所从事的一小部分工作越来越熟练。(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把劳动分工的概念扩展到生产线,发现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错误,提高生产率,使大批制造汽车和其他产品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劳动分工同时也要求人类付出代价。早在1844年,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道主义者、政治理论家、革命家、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就指出了他称做“劳动异化”问题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以及生产过程相分离。这就使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

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看来,劳动分工是以人工为基础的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之一。现代IT基础架构让我们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这样做对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他们会使雇员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和目标感,以及成就感。如果人类是机器人,高度的劳动分工就足够了,不过考虑到内在激励因素和意义对于积极性和生产率的重要性,高度分工这种方式有可能起相反作用。缺少了意义,专业人员可能觉得自己好像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一切都由工厂的齿轮控制,他们根本不会有全心全意工作的愿望。

根据我们从宜家效应作出的推断,投入劳动越多,凝聚的价值越高,感情就越深。这就是说日常生活中要增加自豪感和专属感,你需要更多地动手参与创作。不过,如果仅仅投入劳动还不够怎么办?如果完成作品是对它产生依恋的关键因素怎么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不仅应该考虑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还应该考虑制作到一半已经丢在车库里好几年的东倒西歪的书架、不像样子的绘画雕塑,还有咧嘴歪脖的陶艺花瓶。

这样的结果显示,投入更多努力确实能增加我们的依恋,但必须是经过努力最终获得成功之后。如果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对作品的依恋程度将急剧下降(这就是爱情游戏中让对方难以得手的策略往往成功。如果你在心仪的人追你的道路上设置一些障碍让他们追得更辛苦,他们一定会更加珍惜你。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把他逼到绝境还一个劲儿地拒绝他们,那你就别指望说“我们只做朋友”)。

当然,“孩子是自己的好”的负面后果绝不仅限于几个人。企业一般都倾向于围绕自己的理念、语言、决策程序,以及产品创建创业文化。企业人员为这种文化力量所包容,自然地接受并认为本单位产生的创意比外人的,或外单位的更有用、更重要。如果我们考虑到团队文化是“孩子是自己的好”心态的重要成分,就可以从各行各业,各个公司内部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流行的缩略语追溯到这种倾向(例如,ICGM代表“创新客户关系管理”,KPI代表“重要性能指标”,OPR代表“他人资源”,QSC代表“质量、服务、清洁”,GAAP代表“公认会计原则”,SAAS代表“软件即服务”,TCO代表“总体拥有成本”,等等)。缩略语赋予的是某种秘密、内部文化,它是人们交流观念的简捷方式。缩略语增加了人们对观念的重要程度的认识,同时又可以把外来的观念排斥在圈内人士之外。

报复绝不仅仅满足个人欲望,从别人那里讨回公道。报复与信任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我们在信任游戏中看到的,人们总说愿意相信别人,即使是从未见面,甚至以后也无缘相逢的人(这也就是说,从理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过于轻信)。这一信任的基本因素也揭示出为什么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契约一旦被破坏,我们就会非常愤怒——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有时还冒着人身伤害的危险,也要使违约者受到惩罚。诚信社会的好处比非诚信社会多太多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保持我们社会中的高度诚信。

我们的教训是放慢愉悦过程。一套新沙发可能让你高兴几个月,但是,在沙发带来的兴奋感没有消退之前不要买电视机。如果你需要大幅缩减开支,以上的原则反过来也成立。如果你想减少消费,就应该搬入小一些的公寓,切断有线电视,不再喝昂贵的咖啡,把消费降下来,长痛不如短痛——当然,一开始感到的痛苦会大一些,不过从长远来看,痛苦的总量肯定会小得多。

因此,如果你考虑把钱花在短暂体验(自由落体跳伞)或者持续体验(买新沙发)上,而且你预期二者给你的幸福总量相同,那就选择短暂体验。沙发对你幸福的长远效应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小得多,而自由落体跳伞运动给你带来的长期愉悦和记忆则可能比你料想的长久得多。

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称做“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本质;我们一旦看到一张面孔、一幅照片、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我们感同身受,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动——捐款。但是,如果信息没有具体到个人细节,我们就不会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结果就很难采取行动。

冷静计算不会增加我们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相反,它会压制我们的同情心。因此,更多的“理性思考”似乎是很好的忠告,可以改善我们的决策,可是,像斯波克博士那样的思维却使我们缺乏爱心,不会舍己为人。著名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艾伯特·乔尔基是这样说的:“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在受苦受难,会深受感动,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他。如果谈论到我们这个大城市毁灭的可能,有上亿人死亡,我所持的态度是就事论事。我无法把一个人的苦难放大一亿倍。”

最实际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处在情绪控制下什么都不做,就不会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莽撞地作出决定,那么我们不仅会为随之而来的后果感到懊悔,还会创造出一种长久的决策模式,它将持续地误导我们。最后,我们学习到自我羊群效应的倾向不仅在我们进行同样决策时,而且在作类似决策时也会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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