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资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 这难道不是现实的写照吗？

再附上一些其他的摘录：

对于此刻的中国，极权所诱惑的对象不仅是那些崇拜高经济增长的外来者，也包括中国人自己——人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无所不管的体制。“极权”这个词语或许并不准确，中国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性压制，但在本质上，这个政权从未真正改变。

这种新情绪可以称作“发展主义”，一个国家只要获得了发展，就拥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既在它的国内，又在国际舞台。至于这个国家其他问题，不管它多么严重，都自然的被隐藏起来。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志得意满，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而现在，他们则说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避免了“资本主义危机”，“和谐社会”的政策减少了两极分化、减轻了残酷的市场行为对个人的伤害，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贪婪令人愤慨，但中国一名地方支行行长可以挪用上亿元的资金，中国的超级国企同时享有垄断利润与低税收；中国是一个比“西方的资本主义”更残酷的“资本主义”，普通人要面临政府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双重挤压。

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模式，要比苏联有效得多。但这其中并没有特别的秘密，它们只是遵守了人所共知的法则，他们有比西方更强的储蓄意愿，愿意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来贡献于未来的生产。当经济成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们也会遇到西方同样的成长缓慢。

此刻的中国不正陷入一种内在的僵化吗？整个社会看似活跃异常，但仔细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个体都遵循着同样的单调逻辑。整个中国担心焦虑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输出工业产品，还能传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长出来的，是不同观念碰撞而出的，是人们诚实的感知世界的结果。无法如建造大坝、工厂一样，去塑造教授、培养作家。

倘若美国政治是在左右之争中摇摆，那么中国政治就是在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这两极间的上下晃动。在意识形态这一端时，它就强调控制、服从、中央极权、正统意识形态，而在实用主义一端时，它就更宽容、个人享有更大自由、更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