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内容还是似曾相识，像是数据因果性的颠倒，所谓公共悲剧等等，最大的问题还是感觉主题有些分散，当然有些内容还是值得的，像是书中提到的选举计票方式带来不同的结果，以及关于司法审判的几个例子。
附上一些摘录：
我们的社会充斥着“数字的骗术”。借助一些强有力的技巧，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制造各种数字谎言来让人们轻信这些不实之词。广告商捏造数据来诱惑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政客篡改数据来欺骗选民改变初衷为他们投票；权威人物和预言家们使用虚假的数学论证方法来忽悠大众相信他们子虚乌有的预言；商人使用不真实的数据来骗顾客的钱；民意调研专家假装倾听被调研对象的意见，却利用“数字的骗术”，把他们希望人们相信的意见当成主流民意来传播。
“最优选择”、“指鹿为马”、“润色数据”所有这些“成果包装者”玩弄的花招儿，都让数字以令人误解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被歪曲到虚假的程度。“波将金数字”将无中生有的事物伪造成有意义的数据。“反统计”把数字延伸到超越它们的真实性临界点之外，让或许有效的计量变成谎言。这些手段都是“数字的骗术”，它们都可以帮助肆无忌惮的人将谎言捏造得如同有数字为凭证的事实。而且，由于人类习惯于把数字看成绝对真实的，常常会习惯性地毫无疑问地接纳这些谎言。
当某个人的行为只为满足自身利益而不顾这种行为的消极后果会累及他人时，比如会让多人承担或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成为现实，公共悲剧就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表现得很自私，都希望尽可能地为自身牟利，但最终结果是让大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所有庞大到了难以破产的地步的公司——花旗集团、通用汽车、房利美、美林证券——都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一旦这些公司的高管意识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公司破产，他们就会装满自己的腰包，并且将他们的高风险行为的后果转嫁到全体纳税人身上
就核心意义而言，民意调研是用来估计公众意愿的计量工具，它跟其他计量工具一样是不完美的。民意调研蕴涵着固有的内在误差。然而，有种独特的误差来自民意调研的处理机制，它是由随机性导致的。
当调查和民意调研建立在无偿、自愿回复的前提下时，有强烈意见的人往往比没有强烈意见的人更愿意响应，事实总是如此。这就产生了一种偏差：民意调研往往更易于反映出极端的观点，而忽略了中肯的观点。
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是基于一种特定的统计手段——清点选票——的制度。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这种统计操作很容易遭受“数字的骗术”的破坏。政客们及其法官盟友们用虚假的数学论点和狡诈的策略武装自己，试图事先安排好选举结果，让他们的政党获得权力并且一直保持执政地位。他们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