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谈的是人的决策和行为的非理性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原因，总的来说还算有趣。
一点点摘录：
首先，人类决策为其进化目标服务，因此很多决策是在潜意识之中基于进化痕迹而做出的；其次，人类决策行为的设计功能是为了实现多个不同的进化目标，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唤起潜意识中的次级自我(subselves)。我们的内在通常有7个次级自我，即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社交型次级自我、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育儿型次级自我。 二者叠加的结果，便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人类进化史极其漫长，一般而言，越是晚出现的技能或环境，人类就越容易出错，比如数学。
钻石其实并不稀缺，那句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曾被《广告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佳广告语”，其创作者是一位广告公司的女职员，终身未婚。
新的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决策并不是关于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层理性”（deep rationality）的特点。我们今天的选择反映了深层次的进化智慧，是人类祖先历经由成功与失败的千锤百炼而来。本书即是探讨在现代社会中，你、我和猫王所做的选择是如何植根于一套祖传的精密机制，它常常运行于我们有意识的意识之外。
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即人们认为过去的事件会影响未来概率的非理性倾向。比如，如果一个人连续抛5次硬币都是正面，那么他极有可能猜测下一次是反面，这就是赌徒谬误。这当然很愚蠢，因为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下一次抛币的结果是正面和反面的概率都是50%。
生物学家认为，所有动物其大脑的设计都是为了使进化的成功率最大化，他们称之为“适应性”。进化心理学家把同样的假设应用于人类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总是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选择如何能让我的繁殖更成功？但是它的确意味着，跟其他动物一样，自然选择赋予现代人大脑的决策方式，曾经使我们的祖先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你、我和肯尼迪家族成员的决策是基于一种发展了几千年的潜在智慧之上的，在这几千年中，我们的祖先成功地解决了生存与交换的问题。这就是说，在现代人的颅骨中，装着石器时代的大脑，其设计功能是为了适应人类祖先生活的环境，其决策方式曾经解决了人类祖先经常遇到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从进化成功的角度去思考时，人类做出的很多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可能也就没那么愚蠢了。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的祖先和现代卷尾猴）都处于生存的边缘。研究早期人类文明的古生物学家发现，我们的祖先要面对经常性的干旱期和封冻期。当你在饥饿中挣扎时，食物储备量的略微减少要比略微增加造成的差别大得多。人类学家对仍然生活在狩猎、采集和简单的农耕社会的人群研究后发现，他们很多习惯性选择的目的并不是创造获得充足食物供应的最好机会，而是为了尽量避免出现食品供应不足的风险。换言之，所有人都具有避免生活水平降至危及自身及家人温饱线以下的强烈动机。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曾如此厌恶损失，而是过于冒险去追求高收益，那么他们很可能满盘皆输，没有机会成为任何人的祖先。
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在其著作《人人都是伪君子》中指出，大脑的不同系统（或模块）有时会相互矛盾，导致我们的行为前后不一致。这说明不仅马丁·路德·金是个“伪君子”——你、你的邻居以及那个指着勺子的裂脑人都是“伪君子”。库尔茨班认为，人类大脑分裂的特性说明，“我”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我们”
事实上，刚看过恐怖电影的人不仅具有强烈的从众心理，而且会主动回避有可能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产品或体验。我们之所以有此认识，是因为研究中使用的一些广告包含了强调产品独特性的信息（比如“限量版”）。在看过恐怖电影之后，独特产品对观众的吸引力降低。尽管这跟另一版广告介绍的是同一所博物馆，但当它被描述为“独特而与众不同”时，自我保护意识强烈的受试者就不想去了。也就是说，当人们观看恐怖片时，会被大众化的热门商品所吸引，而且会回避那些诉求点与众不同而且独一无二的广告。
跟看恐怖片的观众不同，这些大脑处于浪漫模式的受试者最容易被强调商品独特性的广告所打动。如同正在求偶的动物一样，处于浪漫模式的人都希望自己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相反，关于商品如何热门的信息会令这些满脑子浪漫的受试者心生厌恶；加上“超过100万人次光顾”的信息让博物馆看起来庸俗不堪，根本不是浪漫之人想去的地方。
从你只有一个统一自我的角度（你只有一种人格）来看，在趋同和叛逆的倾向之间摇摆，这看似是前后不一致甚至是虚伪的；但从多个次级自我的角度解释，这样的行为就是符合逻辑并且前后一致的，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下，你听从了不同次级自我的深度理性的偏好。
理性经济学家发明的博弈论规则，其适用的前提是谈判双方都是冷血的经济人，各自寻求最大化的物质回报。这些规则可以很好地解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如何在市场上竞争、二手汽车如何在公开市场上买卖，以及华尔街交易员如何交易股票。但人类并不是冷血的经济人。公司、市场定价甚至经济学本身，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都是新生事物，是我们的祖先从未遇到过的（人类祖先遇到的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大多数有意义的交往仍然限于朋友和家人。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理性经济学家所谓的博弈，而是在玩一种截然不同的游戏。
我们已经认识了菲斯克理论中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市场定价模式（market pricing），理性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就是用这个冷血的货币机制完成了大部分决策。第二种为共享模式（communal sharing），即在亲人间使用的模式，就像迪士尼兄弟，或是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双胞胎。这套模式适用于亲人间的互动，其规则包括“尽力给予”、“按需索取”、“不计个人得失”等。我们之前认识的育儿型次级自我就是在使用共享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对等互惠模式（equality matching）。这是指同辈或朋友之间的交易模式，例如列侬和麦卡特尼，或是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社交型次级自我一般会采用这套规则。当大脑在运行这个程序时，你会感到每个人获得机会的概率是相同的。游乐场里嬉戏的孩子使用这个系统，一同拼车的成年人也是如此。在朋友之间，严格的数学计算并不是必要的。如果我邀请你来家里吃饭，下次你就会请我。作为轮流做东的朋友，我不会计较你是不是专业厨师，也不会用五星级的标准要求你为我做牛排，你倾尽所能炸个薯条就不错了。
约翰逊和他的同事詹姆斯·福勒发现，过度自信有可能在资源竞争中提高一个人的进化适应能力。这属于过度自信偏差表现得尤为明显的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自信是适应性特征，因为它能促使人们主动寻找机会，在遇到困难时坚持不懈，而不是守株待兔、错失良机。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大脑的设计功能都是不惜一切代价解决经常出现的进化挑战。在危险和疾病方面，大脑的设置则是要对陌生的外来人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味道和情景保持高度敏感。虽然这会导致偶尔的妄想症和疑病症，但总好过天真地对人不加防备，被人暴打一顿或是染上致命病毒。同样，当一个男性受择偶型次级自我掌控时，那么漂亮女性对他的任何一点儿兴趣都能让他超级敏感。而当女性的排卵期激活了她的择偶型次级自我时，她会认为英俊潇洒的浪荡公子最终会停泊在自己的港湾。谁都有犯傻的时候，但如果我们总是盯着统计数字，就会独身一辈子。通过偶尔歪曲自己对现实的认知，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从而让我们得以生存、繁衍，解决经常出现的进化挑战。
年少时身处艰苦动荡的环境，导致他们将大脑调校到快对策模式。当人生注定坎坷、残酷而短暂时，这种对策从进化成功的角度来说是具有适应性的。你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为什么这类人在一夜暴富后会挥金如土——因为他们的大脑被调校到快对策模式，他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大部分买彩票中大奖的人不仅在贫穷动荡的环境中长大，而且他们大多在几年内就会把得到的财富挥霍殆尽。相反，一个人若在安全、稳定、可预期的环境中长大，就会把大脑调校到慢对策模式。如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相信自己会活到收获劳动果实的那一天，那么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来就是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