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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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就这本书的主题基本没有太多特别的,而且有的内容的叙述略显繁琐,主要值得一提的还是里面的各种史料以及对不同观点的介绍。 PS:删节注意

附上一些摘录:

一个社会并不必然会发展或采用最能增进经济增长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对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社会中掌握权势的人和无权势者往往对应该保留何种制度、应该改变何种制度看法分歧。施林不会乐于看到他的政治关系消失,或保护他事业的进入障碍被撤除——尽管新企业进入市场能让数百万墨西哥赚钱。因为没有这种共识,社会最后的规则就取决于政治:谁有权力和这种权力可以如何运作。施林有权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相较之下盖茨的权力则受到许多限制。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不只牵涉经济、也牵涉政治的原因。我们谈的是制度对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亦即贫困与富裕的经济学;我们谈的也是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以及即使它们为数百万人带来贫穷和不幸却为何无法改变——亦即贫困与富裕的政治学。

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制度必然引发争议和冲突,不同的制度会在国家的富裕程度、财富的分配,以及谁拥有权力上造成不同的结果。

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长可能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发生。第一,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菁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第二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出现在政治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的情况。许多具有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社会会避开广纳式经济制度,因为担心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但各个社会的菁英独占权力的程度都不相同,某些社会的菁英可能有相当安全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允许一些朝向广纳式经济制度靠近的做法,因为他们相当确信如此不会危及其政治权力。或者,历史的形势正好为一个榨取式政治政权带来一个相当广纳式的经济制度,而他们决定不加以阻挡。这提供了第二种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可以发生成长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权是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发生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的农场主菁英将无法维持治安,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和财产。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集权和紧紧掌控政治权力,南韩的军事菁英和中国共产党不会感觉足够安全到愿意推动经济改革、同时仍能够紧握住权力。如果没有政治集权,苏联或中国将无法调节经济活动,把资源转移到高生产力的领域。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自己做决定,是让社会有效利用资源最好的方法,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但在某些例子中,一个部门或活动的劳动与资本生产力可能远高于其他部门和活动,例如苏联的重工业,因此即使是在榨取式制度下,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把资源分配给那个部门,也可以创造成长。

害怕创造性破坏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

“二元经济”的典型最初由刘易斯爵士于1955年提出,至今许多社会科学家思考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问题时,仍然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按照刘易斯的说法,许多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都是二元结构,其一为现代部门,另一为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相当于经济中发展得较高的部分,与之相关的如都市生活、现代产业及先进技术的应用。与传统部门相关的则是农村生活、农业,以及“落后的”制度及技术。落后的农业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公有,这表示私人没有土地财产权。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在传统部门,劳动力的使用非常没有效率,大可将之重新配置,转用到现代部门,这样做也不至于降低农业部门的生产量。好几个世代下来,发展经济学者无不以刘易斯的观点为依归,所谓“发展问题”,无法就是把人和资源从传统部门、农业及农村转移给现代部门、工业及都市。

值得深思的是,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日本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侵略者,还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 不仅在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写道:“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个极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为什么应该人人平等?既然国王与贵族政治大权在握,其他人一无所有,国王与贵族当然可以予取予求,至于其他人必须受到禁止或处罚,这乃是极其自然的事。专制政治制度下,法治的确是无法想象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种政治多元化的广大结盟的产物,唯有许多个人及团体在决策上拥有发言权,也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在台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的理想才有意义。

到底可以做什么去启动,或者也许只要推动赋权的进行,因而使广纳式政治制度得以发展?当然,最诚实的答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秘方。很自然的,要使赋权过程比较容易上路,还是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惟其如此,社会运动挑战现行制度时,才不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某些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已经具备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博茨瓦纳传统的政治制度,惟其如此,广泛联盟才能够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够协调民众需求的民间社会机构(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出现,惟其如此,反对运动才不致轻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阶层击垮,也才不会变成另一群体控制现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这些要素中,有许多是历史已经预定,要不然就是缓慢形成的。巴西的例子充分显示,民间社会机构及相关的政党组织的建立不是问题,但这个过程极为缓慢,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成功,其机制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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