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点摘录:

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的作品；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作品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至于我们，看见好的捧个场，遇见坏的冷个场，碰见傻的笑个场，等他们自己给自己砸个场，也只能这样。

我们的社会进步或者退步，常常只是特权与特权之间的争斗结果。人有善恶，权无美丑，所以去向何方，全凭运气。多少个权倾一方的人说倒就倒。这次倒一个，也许国家向前走了，那万一下次倒错一个呢？如果一个地方充满着不被限制的权力，那么谁都不会安全，包括掌权者自己。

“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
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缘分不是走在街上非要撞见，缘分就是睡前醒后彼此想念。

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只希望自己六十岁时是个被年轻姑娘喜欢的深沉的老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