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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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如今由于信息与传播技术(始于印刷术并扩展到互联网)的发达,老年人不再独有对知识和智慧的掌握,他们的地位动摇了,崇老文化瓦解了。新技术创造了新职业,要求新的专业技能,进一步破坏了经验和人情练达的独有价值。

就像他们的子女一样,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前看。有了机会以后,父母和子女都把彼此的分离视为一种自由。一旦老年人在经济上有办法独立,他们就会选择社会学家所谓的“有距离的亲密”。20世纪初,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60%与一个孩子同住;而到了60年代,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5%;到1975年,则已只有15%。

现代化并没有降低老年人的地位,而只是降低了家庭的地位。它赋予人们,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一种更多自由(包括更少受制于其他几代人的自由)、自主、自助的生活方式。老年人不再受到崇拜,但那并不是因为被对年轻人的崇拜所代替,而是代之以对独立的自我崇拜。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的詹姆斯·沃佩尔(James Vaupel)发现,相比于平均值,寿命长短只有3%取决于父母的寿数,而高矮则90%取决于父母的身高。即便是基因相同的双胞胎,寿命差异也很大:典型的差距在15岁以上。

那些面临人类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但是对之不予思考的社会,最后将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后果。最终我们入住回应各种社会目标(从腾出医院的床位, 到解除家人的负担,到应对老年人的贫困问题)的机构。这些目标从来不是对居住其中的人们要紧的目标:在我们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

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可能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当你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相信自己会长生不老,从不担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围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愿意延迟享受,比方说,花几年的时间,为更明媚的未来获取技能和资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信息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而不是和妈妈黏在一起。当未来以几十年计算(对人类而言这几乎就等于永远)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马斯洛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东西——成就、创造力以及“自我实现”的那些特质。但随着你的视野收缩,当你开始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此时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但是如果这么想,就不是。罗伊斯认为,忠诚“通过显示为之服务的外在事务, 以及乐于提供服务的内在意愿,解决了我们庸常的存在的悖论。在这种服务中,我们的存在不是受到挫折,而是得到丰富和表达”。

每次接手绝症病人,我都会想起古尔德和他的文章。这些人几乎总是有一些活得很长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弱。寻找这种可能性有什么错呢?在我看来,这没什么错,除非这意味着我们不去为比这种可能性大得多的结果做准备。麻烦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和文化都是围绕着那个微弱的可能性建立的。我们创设了一个数万亿美元的知识大厦,发行医学版的彩票——那些彩票几乎100%不会中奖,而让病人为此做好准备的系统仅仅还只是一个雏形。希望不等于计划,但是,希望却成了我们的计划。

技术化的社会已经忘记了学者所谓的“垂死角色”(dying role),以及生命接近终点时,它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观察者认为这个角色无论对于逝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都是生命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出于愚钝和忽视而剥夺人们的这个角色,就应该永远感到羞愧。一而再地,我们医学领域中的人在人们生命的终点给他们造成深刻的伤害,并对造成的伤害毫无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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