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者所说的 “关于‘世界应该怎样’的诸多大问题的确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有关哲学价值和隐喻性抽象概念的问题不适用于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关于政治的观点。我们不会把‘我们觉得应该怎样’作为出发点 … 在这本书中，我们希望解释政治的最基要和最费解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所有人更好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世界、权威与权利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以及同样重大的生与死的世界为何通通按现在这种方式运行。”
从现实的角度来解读现在政治问题算是一个特点，但是其实更能给人触动的其实还是书中提到的具体的事实，毕竟在现在的时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了解政治或者是政府决策中现实的部分。
附上一些摘录：
我们将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帮助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我们也将明白如何去矫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
对领导人而言，政治情势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人群：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
名义选择人集团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法定发言权的人。
第二个政治阶层由实际选择人组成。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在沙特阿拉伯的君主政体下，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级成员；在英国则指的是支持多数党议员的选民。
第二个政治阶层由实际选择人组成。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在沙特阿拉伯的君主政体下，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级成员；在英国则指的是支持多数党议员的选民。最重要的集团是第三种，它是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一个子集，构成了一个致胜联盟。他们的支持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在苏联，致胜联盟由党内一小撮能够选择候选人并控制政策的人组成。他们的支持对于政府高官和党的总书记保持权力起核心作用。
政治体系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操控政治以从中获益方面具有令人惊叹的创造性。
每个政府无疑都独特地基于三个政治维度基础运作：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
我们的出发点是意识到：任何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都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权力，并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权力。设法利用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统治的行为、艺术和科学。
理解政治真正如何运行的第一步是询问领导人都把钱花在哪类政策上。他们把钱花在惠及每一个人的公共物品上了吗？还是花在了只惠及少数人的私人物品上？对任何精明的政治家来说，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诚—也就是致胜联盟里不可或缺者的人数。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任何一个致胜联盟很庞大的体系内，通过私人回报的方式来收买忠诚代价太大。钱会被极大摊薄。所以，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较民主的政府趋向于着重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有效公共政策上，形成对照的是，独裁者、君主、军政府领导人以及大部分企业首席执行官只依赖一小撮不可或缺者。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他们通过大慷公家之慨、以私人回报的方式收买致胜联盟的忠诚，这种统治方式更有成效，尽管这意味着要牺牲广大纳税人或千百万小股民的利益。
因此，小型致胜联盟助长了稳定、腐败、以私人物品为导向的体制。在提升社会福利和养肥一小批特权人士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与领导人个人是否善良毫无关系。高尚可敬的动机也许貌似很重要，但它们被维持支持者开心的需要所压倒，而使支持者开心的方法取决于有多少人需要奖赏。
我们有了“为了政治生存而统治”这样的观念，就能明白领导人有5个基本法则可用于在任何体制下获得成功：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一个小规模的致胜联盟使领导人只需依赖极少数人就能保持权位。
法则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保持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你就能很容易地替换掉致胜联盟里的捣蛋分子，无论是有影响者还是不可或缺者。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与其拥有一张让人民可以喂饱自己的更大的饼，永远不如他能够决定谁吃这张饼。
法则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记住，你的支持者宁愿成为你而不是仰赖你。你的巨大优势在于你知道钱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
法则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切记，我们必须从一个潜在支持者的视角来理解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的事”。它可能与对社群或国家最有利的东西毫无关系。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举例来说，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研究表明31.2%的美国女性议员（以及8.4%的男性议员）有近亲此前担任过相同职务。历史上20%的美国总统互相之间有近亲关系。偶然和公平竞争可解释不了这一现象。
独裁政治是关于个人回报的争夺战，而民主政治则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只要你依赖的是规模巨大的支持者联盟，那么如果你牺牲公共利益来回报你的党羽（一如你在独裁国家会干的），你肯定会被赶下台。
如前说述，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假如一场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指定席位，这是领导人所依赖人数的另一种手段。这样的政策通常被标榜为是为了赋予少数族群权利，不管指的是妇女还是某一特定阶层或宗教的成员。实际上，这种政策帮助的是领导人。一名候选人由人口中的一个小的子集选举而来，这可以减少保住权位所需的关键者数量。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末看到的，独裁领导人要熬过掌权的头几个月非常困难。在他们还急于四处找钱的时候，得心应手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就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经常看到在政治过渡期充斥着洗劫、没收、压榨和资产贱卖等行为，或者反过来，也许很有讽刺意味，未来的独裁者会推行暂时的自由化改革，因为他们知道一名创造公共品的民主领导人比一名独裁者更容易挺过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因此我们看到在领导人更迭之后有少数新领导人会装作在乎人民，而大量新领导人则抓紧对人民财富的巧取豪夺。这样的掠夺也许会损害长远的收入，但如果一名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找到钱，那么“长远”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如果政治家们要终结银行家领取巨额奖金，他们必须通过立法来敦促公司改变治理结构，使得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们必须真正仰赖千百万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赖一小撮政府监管者）。只要公司老板们仍然仅对少数人负责，他们就会给那些少数关键支持者提供丰厚红利。
民主领导人并非凶残的野蛮人，他们只是想保住工作，为此他们必须奉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尽管某些人嘴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说辞，实际上我们多数人想要便宜的汽油甚于西非或中东的真正改变。
如果说本书前面章节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人权通常都是幌子。J.P.摩根说得很对：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对于某些海外国家，美国政府会支持那里的抗议活动并声称支持那里的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意愿，这是美国总统面对诸如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时的惯用说辞。对另一些国家美国则会呼吁维持稳定，比如像巴林或沙特阿拉伯的人民试图推翻本国亲美或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政府时，美国就会搬出这一原则。自由和稳定都是原则性的立场（好的理由），而我们会基于是否喜欢一国现任领导人而选择性地表达这些立场（真正的理由）。当我们设计世界之病的治疗方案时，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主人公需要什么以及不同的政策和变革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利益。把人们表面上的话当真的改革者会很快发现改革走进了死胡同。